守孝，又称作“居丧”、“守制”。古代守孝者，既有为（祖）父母等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守丧的，也有为非血缘关系的师友守丧的。此外，还有平民守孝与官员守孝之别。依照与死者的亲疏远近，守孝时间长短不一，较长的是孝子为至亲服孝三年，近世所谓丁忧三年，多指此类（有时也特指古代官员离职守孝三年）。孝子为父母服丧守孝之俗早在春秋时就很流行，他们在亲人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节制生活，以表示对亡人的哀悼和思念。古人有一种看法认为儿女在出生三年以后，才免于父母怀抱。双亲亡故，自然也要以三年服丧来报答当年抱育之恩。按古礼规定，在守丧时期孝子们要举行一系列祭祀，同时还有衣、食、居、行、言等方面的约束。先说祭礼，它是指在殡葬之后的各种礼仪。首先是“虞祭”礼，即安魂礼。在下葬当日，进行第一次虞祭，在祖庙摆出牺牲，供神享用，祈求保佑。此后每隔一天分别进行“再虞”礼和“三虞”礼，程序与首次一样。之后是“卒哭”礼，即停止朝夕哭的仪式。届时向灵位献供、举哀。次日行“拊”礼，即孝子们将新神主迎人祠堂，加以祭奠，然后奉神主还家。在亲人死后一周年，又称“头周”，要举行“小祥”礼，直系亲属前来参加，祭奠悼念。孝子可以渐渐脱去丧服，换上吉服。两周年时举行“大祥”礼，孝子将死者
牌位送往祖庙供养。大祥之后一个月，即死后第27个月，要举行“擅”礼，即丧家孝子可完全除去丧服，停止近三年的居丧生活，一切归于正常。事实上，古代孝子也并不一定要服孝三年，只在父母死后一周年和二周年祭奠，举行过小祥，即除去部分丧服，进行大祥之祭后，即可换上吉服。在佛教文化渗入古代丧葬礼俗中后，与丧葬同时进行的还有“做七”，即从亲人死之日算起，每七天一祭，一直祭到七七第四十九天。“百日祭”是亲人死后第一百天的祭奠，古代有百日守灵尽孝的习俗。除了祭礼之外，守孝者还要在身体、衣食、居行、言语等方面遵守一定的礼仪。如在身体上，古人认为守孝者要哀形于色，真情毕现，有“毁瘠不形，视听不衰”之说；在衣食上，饮食要粗茶淡饭，丧服要与面容悲痛相称，即“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在言语上，居丧者要“言而无语，对而不问”，而且丧服不同者，言语也有明显差别，如斩衰者要“唯而不对”，齐衰者“对而不言”，大功者“言而不议”，小功、缌麻者要“议而不及乐”。上述种种礼仪仅举其中部分丧服守孝之制，亦足见其不胜繁琐的一面。

此外，居丧期的守孝者还有一些其他的禁忌，如不吃肉，不喝酒，不与妻妾同房，不听丝弦音乐，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不得穿红戴绿，不得涂脂抹粉戴花，不得举办婚事，春节不贴红对联，不外出拜年，不得外出赶考和做官等等。如上所述，丁忧三年的守孝诸礼，琐细苛刻，一般人在实际中很难全部遵行，所以历代都有变通或简化，甚至出现虚伪守孝的现象。早在丧礼形成之初就有变通行礼的定，如在《礼曲礼》中规定：“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病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 “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惟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等，就是对病人和高龄者的特殊照顾。对于官员也有例外，因国事需要不能（完全）守孝，如晚清名臣李鸿章曾挂印归乡，为其亡父丁忧守孝，不久就因镇压太平军起义的需要，被朝廷起复用，没能守孝三年。此外，历代都有对丧礼的修缮和简化，特别到了近、现代，随着经济生活和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发展，人们对于守孝大加化，如居丧期由三周年缩减为四十九天甚至更短，葬后的诸礼也简化浓缩在烧七、三周年等数个时间点上进行，在衣食住行用上诸如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的陈规更在除之列。只有守丧期不穿红戴绿、春节不贴红对联、忌日祭奠等小部分礼俗仍有存留，以示对亡亲的哀思和祝愿。至于虚伪守孝，即表面上遵礼守孝，实则回避或改变，将孝作沽名钓誉的资本，这种情况早在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就有，如东汉人赵宣就是其一。史载他为父母守孝三年后，又以墓道为家，住了二十多年，孝意之诚，名闻一时。后来当地新上任的剌史陈蕃慕名拜访，却发现他已有五个十岁上下的亲生儿女，恼怒不已。最后，这位伪孝子不光丢掉各种荣誉，还锒铛人狱，贻笑天下。不过，无论繁简诚伪，丁忧守孝体现了生者对死者不尽的哀思和祝愿，同样表现出生者对死亡本身的敬畏与重视。作为一种伦理要求和道德规范，它对人们社会行为起着相当大的制约与调节作用，是中国传统丧葬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