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朗陵园大朗寺拜佛想到:个体死亡是人生的解脱死神充当了社会的清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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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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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正像万物都有两面性,个体的生命并非总是有价值的。个体是动态的,它有一个生长、成熟、老化而走向衰亡的过程。也就是说,随着人进入中年,人机体细胞的生命力会渐趋萎缩,直到将人送向死亡。就像花朵结出了籽,它自身就将凋谢一样,个体生命也要在时间中凋谢。这无须回避。一个人奋搏一生,饱尝生活之磨难,遍历世态之炎凉,经历了成功和失败、喜悦和沮丧,数十年的兴衰荣辱如浮云掠过,亦足令人唏嘘慷慨,个中滋味恐怕连自己都说不清楚了。
个体死亡的意义

当原始人为形、神问题所困扰,面对着死亡而焦虑、惶恐时,他们创立了灵魂学说,用以解释个体死亡的(水生)含义,慰藉自己的心灵。这表明,原始人就已非常留恋生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料的丰富,人们会愈益看重自己的生命。中国民间传统地回避谈论死亡,以此为“不吉利”就表明了人们极其留恋人生的情绪。草莽英难有“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的豪言,其深层处仍然是留恋人生。正如古人所云:“蝼蚁尚且惜生,又何论人乎?”为了逃避死亡,寻不死药、求仙炼丹之类的活动千百年来消耗了多少智慧和社会财富。然而对于死亡的意义仍是不得要领,于是以一句“有生必有死”来模糊地接受死亡。相反,基督教文化中对于人生的留恋就似乎要淡薄得多,它视死亡为人生“真正的”目的,生存则成为为死亡做准备。佛教更甚,它视生存为“痛苦的”存在,而死亡则是这一痛苦的“解脱”。

自15、16世纪以来,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为第一幕,西方实验科学逐渐兴起;19、20世纪是实验科学硕果累累的时代,诸如生理学、心理学、进化论、民俗学、文化学、宗教学、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人类学、社会学、行为学、遗传基因学等学科陆续建立起来。它们与旧有的历史学、哲学、美学等相结合,极大地开拓了人们对于死亡认识的视野。从此,人类达到了以一种“科学的”或冷峻的眼光来看待死亡,科学的“死亡文化学”的建立成为可能。


 

生理学和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体由诸如骨骼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肌肉系统、内分泌系统等所构成,人的思维则由1000多亿个大脑神经细胞(大脑皮层)所承担着,这些部分的“整合”便构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有机体。从自然的观点看,人类是地球生命亿万年进化的结果,地球生命是自然界几十亿年演化的结果,人类的智慧则是自然界最美丽的花朵。人类的最大的特征在于“创造性”,迄今,整个地球到处都留下了人类的痕迹。从社会观点看,人是社会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享有者;同时是切价值观念其中包括美的创造者和鉴赏者。舍弃人,社会将不复存在,一切也将变得“无意义”。正因为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提出了“一切为了人”的口号。

正像万物都有两面性,个体的生命并非总是有价值的。个体是动态的,它有一个生长、成熟、老化而走向衰亡的过程。也就是说,随着人进入中年,人机体细胞的生命力会渐趋萎缩,直到将人送向死亡。就像花朵结出了籽,它自身就将凋谢一样,个体生命也要在时间中凋谢。这无须回避。一个人奋搏一生,饱尝生活之磨难,遍历世态之炎凉,经历了成功和失败、喜悦和沮丧,数十年的兴衰荣辱如浮云掠过,亦足令人唏嘘慷慨,个中滋味恐怕连自己都说不清楚了。

如今步入老年,日暮黄昏,躯体日衰,能量渐减,精神也愈益腐朽老化,就像我们常见的老年人,健忘、罗嗦、固执、狭隘、僵化、吝啬、迟钝,常年是三病四痛,五劳七伤,咳嗽流涎,步履艰难,日不能食,夜不能寐,如此等等,这与他们青年或中年时那种恢宏气度、神彩飞扬判若两人。人生到这一地步已变得毫无意义了,生存乃是一种受折磨,对家庭、对社会亦无多少积极意义。因此个体此时的死亡乃是人生的解脱,死神则充当了社会的清道夫。

戏唱完了,就要离开舞台,赖着不走,就会碍事,令人生厌。正是由于衰老个体的死亡,对群体的“种”和社会的“精神”起了新陈代谢的作用。否则,必将是整体的停滞、老化和死亡。这个代价是人类承受不了的。将生存资源和空间留给更富生命力更具创造性的后来者,这是合乎自然法则的,也是个人对社会的最后一次奉献。当然也是最难的。

死亡是个体生命的终结。但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等观点看,人类是一个连绵不绝的过程,因而任何个人的死亡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消失和寂灭。

个人的生命从属于其家庭(家族)或团体,继而从属于他的民族、社会,乃至于全人类。这样,个人的存在,生或死,就不再是一孤立的纯个人行为,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他人及其所从属的那个群体。比如,一位思想家或政治家对于他的团体、社会乃至时代的重要意义;一位父亲或母亲在家庭中需要上抚老人、下育小孩等等。有的城市中为了减少交通事故,在大马路上高悬此类醒目标语:“注意安全,你的家人在等着你回去。”就像中国人曾归纳出人生的三大不幸: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类死者的消失,都将对生者产生强烈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中,一位科学家被疯狂的人们推上了断头台。据说,当时一位颇有见地的人士对此事说了一句足以留芳千古的话:法国长出这颗脑袋需要三百年,可是一瞬间就给砍下来了。这类死亡会给一个时代造成悲剧,因为死者是时代的精英,又是在社会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折断。这些都说明了个体对群体的关系,死者对生者所造成的影响。

由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定位不同、层次各异,因而一个人的生或死对于他人及社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伟

大人物对于社会的影响大于普通人;男人对于社会的影响大于女人,而女人对于家庭(子女)的影响则远远大于男人。历史上,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或去世常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或结束;而许多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名人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往往认定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是自己的母亲,而很少认定是父亲的。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老舍先生在《我的母亲》中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20几位教师,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著名画家丰子恺在《学画回忆》中则尤其怀念他的大姐对他的启发。对他人毫无影响的个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著名作家萧乾在回忆童年时,其中对他印象最深的事件之一就是,1921年冬,一位白俄流亡老乞丐(人称“大鼻子”)在北京街头饥寒交迫而倒毙的情形。一位几乎为所有人忘却的洋乞丐悲惨的死亡却在一个未来的大作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


 

由此观之个人的死亡绝不是简单的完全的消失。首先他的子孙们仍然活着,他们是先人生命的延续、一部分。古今中外,人们爱恋自己的子孙后代实则是在追求自己生命的不朽。其次,后人是在先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继续生存。换言之,先人生前的一切创造都将成为后人赖以继续生存的环境、遗产,尤其是先人的精神(或人格)在参与对后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再塑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代颓废腐化的人们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下一代人来社会或民族总是一个延绵相承的整体,前人总是在影响后人就像一些环境保护论者在倡导保护森林时经常使用的一句口号:保护好前人的遗产,留给后人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因而,从死亡文化学上讲,个人虽然死了,但只要民族、人类还在,个人的生命就仍在延续中。

历史上有一类人,为了一种伟大的事业或社会的需要而主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称之为“壮士”、“义士”、“列士”等,他们的死亡乃是一种美。诚如诗人所说:“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这就是儒家的“三不朽”和“杀身成精神。另一些人,为保全性命于苟延残喘之中而不惜出卖人格、危害社他们的家庭(家族)乃至社会带来耻辱,人们称之为“行尸走肉”。亦如诗人所说:“有的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合理的生存,洒脱的离去,乃是一种完美的人生;充分地燃烧自己,安祥地面对死亡,生前有儒风,死时有道骨,生存和死亡便都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此时,死亡便成了一种美。人们愈是畏惧死亡,就愈是会在死神面前受尽羞辱,也死得愈痛苦。能否视死如“归”,能否在死亡面前创造出美、欣赏到美,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可以说,它是精英人物和凡夫俗子的最后一道分水岭。只有不凡的气概才能创造出人生的美。

寻不死之药、求仙炼丹,以图长生不老,渴望“永生”古已有之。现代医学似乎又一次地为人们复活“永生”的梦想提供了可能。他们说,使用基因移植、改造之类的“科学”办法可以使人们活到几百岁,乃至不死,云云(作者就遇到过位此论的鼓吹者)。非说不可能,即便实现了这一长生或永生,那枯燥、单调和重负的世俗生活对人们带来的恐怕不是满足和幸福,而将是一片无聊和厌世的哀叹。一切美也都将消失,因为美乃是源于人们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人们嫌寿短而求长,真太长了又将是另一场灾难,就像桌上摆了几百道美味佳肴,人们反而无处下箸,尝不出味道一样。短暂的人生,使人们无限地留恋它、赞美它;倘若多得像自由市场的烂白菜,则人们将视生命为累赘,不屑一顾。生命的价值不是以数量来衡量的,而在于它的质量。再说,前面的人不死,后面的人又要来,这地球上的人就会多得非要爬到树上去不可。当然,有人会说不增加新人口,但都是一些大龄或老龄人口必然会使社会僵化、暮气沉沉。

人是自然界的一类物质,人死后,理当尽快地返回自然。可人们却企图死后肉身不朽,于是动用防腐技术、水泥、钢筋修筑坟墓。试想,多少年后,地球上岂非倒处是死尸?这实在是愚人们的“不朽”。

现代人受“科学”熏陶,没有了灵魂、来世、天堂之类的“迷信”观念,他们面对着无比丰富的物质财富反而愈益弄不明白“生存的意义”究竟何在?因而,将比古代人更少有勇气面对死亡。可以说,这是现代人的一大精神悲剧。现代人不过这一关,必将导致生存的空虚、无聊、颓废乃至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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